打开封存的记忆

她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正是她的智慧，诱使当年那些德国人迫不及待地向她吹嘘自己的科技才能。战争结束后，她像其他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封存了那段不寻常的记忆。她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一点点，其他人的贡献要大得多。

二战结束50多年了，向来不接受采访的珍妮·鲁索终于在她79岁时同意接受采访。她说，战争期间，她的记忆力极强，能过目不忘，正是这种天赋，使她成了一名很好的情报人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觉不少往事开始从记忆中褪色，也许很快就会完全忘记了，所以才愿意接受采访。

“事情还是从我父亲那里开始的。”珍妮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法国公务员，在法国外交部工作多年。珍妮是他的独生女。从外交部退休后，他当了巴黎第17区的区长。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时，他决定把家连同他那个区的档案，一起搬到圣马罗附近海边的迪纳德市，他显然以为德国人不会去那里。但数千名德国兵很快就来到了那个海边的小城市。他们驻扎在那里，为进攻英国做准备。迪纳德市市长与鲁索家是邻居，他当时正急着找个懂德语的人为他和驻在那里的德军头目当翻译，于是鲁索就把女儿介绍给他，并且对他说，“不需要报酬，只是帮忙。”

第二天上午，珍妮就去见那些德国的高级军官。她的德语讲得非常好。那时，德国军官们还希望别人能喜欢他们，所以都很高兴与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交谈。他们毫不避讳地当着她的面谈到一些人名和数字，甚至讨论作战计划。

1940年9月的一天，附近圣布留克市的一个人来她家拜访，问她是否愿意把她在会见德国军官时听到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他。她立即表示同意。

很快，英国人源源不断地收到了有关德军在迪纳德地区的行动情报，而纳粹在伦敦的间谍也报告说，英国在迪纳德地区有一个身份相当高的情报人员。

1941年1月，珍妮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了雷恩监狱。一个德国军事法庭审查了她的案子。但来自迪纳德的一批德国军官坚持认为他们这个漂亮女翻译不可能是间谍，于是她被释放了，对她的唯一惩罚是命令她离开这个海边小城。

离开迪纳德后，珍妮立即动身去了巴黎。在迪纳德的情报工作使她获得了干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于是她开始寻找一份新工作，一份能使她接触真正敏感情报的工作，“一份能让我深入虎穴的工作”。

很快她就找到一份让她感兴趣的差事。法国工业家联合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会组织，他们需要在吕圣奥斯丁市的办事处安排一个德语翻译。珍妮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很快成了这个组织最高级别的办事员，也就是说，她能定期在皇宫大饭店会见德国司令官的部下。她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与德国人讨论商业问题——抱怨纳粹分子强行征用存货，主动提出向德国人出售钢材和橡胶一类的战略物资。她积累了大量的基本情况，但不知该向谁提供。

像许多事都具有偶然性一样，珍妮是在一次夜行的火车上遇见了大学时代的老朋友乔治斯·拉马奎，一个有头脑和胆识的年轻人。他想知道她正在干什么工作。她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他正组织一个“小团体”，搜集一些情报，还问她愿意不愿意为他工作。她当即同意了，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在皇宫大饭店，德国人正在一些办公室和套房里研制特种武器。她还说，自己能设法进入这些禁区。

就这样，她成了拉马奎情报小组的一员，代号为“阿姆尼利克斯”。她利用自己过目不忘的天赋，把德国境内的工厂和商品的详细情况全部记在脑子里，并想方设法了解德国人正在想什么。

没过多久，她就遇到了在迪纳德认识的那几个德国高级军官。这些人根本不相信她会干什么，还主动把她介绍给他们的朋友，而这些人正在参与几个秘密项目的研究。到了1943年，珍妮听到了那个可能是最敏感的情报——德国人正在德国东部设计特种武器。她觉得自己碰上的是这次战争的最大秘密之一。拉马奎让她“继续跟踪，深入了解，不要让这条线索断了”。

但怎样才能让那些人说出这些秘密呢？这些高级军官负责研制的是一种可能改变战争走向与结局的武器，他们怎么可能会向一个23岁的姑娘出卖这些绝密计划呢？她说，她从不以美色换取情报，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机灵和德国人的上当受骗获得成功的。

这些德国军官晚上经常在霍克大街的一栋房子里聚会。他们在里面喝酒聊天，还经常邀请她这个德语很好的漂亮朋友作伴。她逐渐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彼此间毫无拘束地谈工作时，并不介意她在场。她听他们谈话，并牢牢记住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为了让他们说出她想知道的军事秘密，她故意像个无知的小姑娘那样，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并一个劲地说，他们谈论的那种能飞得很远、速度比飞机还快的吓人的新武器一定是瞎说，她才不会相信呢。她的激将法果然对一个德国军官起作用了。那人说：“我会让你看的。”她马上说：“怎么让我看？”那人说，“瞧，就在这张纸上！”于是那人打开一份文件，向她解释如何进入位于佩内明德的试验场地，所需要的几种特别通行证以及每种通行证都是什么颜色。所有这些都被珍妮原原本本地记在脑子里，一个字都不漏。她的那些德国朋友是那么信任她，那么想给她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甚至把那种火箭的图纸拿给她看。

几次这样的聚会之后，珍妮便到拉马奎当密点用的一间房子里，在厨房里的小桌上，一字不漏地写出她听到的一切，不管自己懂不懂得所听到的那些话。

到了1943年9月，珍妮收集的有关V—2导弹的资料已足可向英国发出一份详细的报告。拉马奎在报告中还附上一个前言：“这份材料看上去非常荒谬，但我绝对相信我的情报来源。”二战期间出任英国科技情报主管的雷金纳德·威·琼斯接获报告后立即明白了这份情报的巨大价值。几天后，珍妮的报告就到了丘吉尔的桌上。它促使英国下决心轰炸佩内明德，摧毁了德国的导弹试验基地，并为对付德国导弹的威胁做了准备。

珍妮的这份情报成了二战中的最重大的情报之一，其原文被琼斯写进了《神秘战》一书。

珍妮的情报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她利用与法国工业家们一起深入德国内地的机会，继续了解德国人在佩内明德的工作，将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写成详细准确的报告，虽然她不懂那些新出现的科技概念，但总能凭着超常的记忆，将情报原原本本地报给拉马奎。

珍妮的情报太吸引英国人了，他们决定在1944年春天接她到伦敦，听取她的汇报。由于无法用飞机接她，他们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前不久通过一个海边城镇接她过海。但由于负责带领他们穿越地雷区上岸的那名法国特工被捕，使整个行动计划破产。

珍妮是第一个到达会合地点的，她发现作为会合地点的房子已被德国军队包围。她勇敢地向其他几个正向房子走来的法国特工发出警告，但已来不及了，结果4个人被捕，其中包括珍妮。

德国人先把她带到了1941年她曾一度被关押过的那座监狱。她这次用的名字是马德琳·乔福，谁也没有认出她就是几年前被抓来并很快就释放了的那个姑娘。于是她见人就说自己冤枉，她只不过是想与另外几个男人搭伴去英国伦敦。她很快被转到巴黎外面的一个较大的监狱。

1944年8月15日，她被送到拉文斯伯吕克的一个关押女犯的纳粹集中营。当盖世太保军官点她的名时，她告诉他们，她的名字叫珍妮·鲁索。但那些盖世太保军官好像始终也没弄清那个化名和珍妮的关系，没有意识到他们抓到的这个姑娘是一名间谍。

这个集中营的条件极差，一些妇女在那里关了一年多，已经奄奄一息。为了给这些人带来生的希望，珍妮告诉她们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就要来救她们了。

与珍妮关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两个法国朋友，都是抵抗运动成员，一个是伯爵夫人，一个是共产党员。她们三人决定不为纳粹的战争机器干活。后来，当她们和另外500名法国妇女被送去生产军火时，她们带头进行抗议，声称纳粹利用战争囚犯生产军火违反日内瓦公约。于是她和她的两个朋友被送回拉文斯伯吕克集中营进行审讯。但德国人找不到任何有关珍妮·鲁索的记录资料（因为她被捕时用的是化名，而她的真名没有列入名单）。不过这时，他们已得出结论，不管她是何许人，反正是个捣乱分子。她们三人统统被送到了专门惩治犯人的柯尼斯堡集中营。

在柯尼斯堡，妇女们全部都是在户外，冒着刺骨的寒风，拉石头修飞机跑道，天天都要干到天黑以后，才被赶回集中营喝口热汤。凶恶的女看守还常常故意把汤踢洒，让囚犯吃不到东西。珍妮觉得，被关在这里的妇女们要想有生还的可能，就必须设法让外面的人知道集中营里的这些人还活着。于是她设法搜集了400多名妇女的名字，把她们写在一些小纸条上，传给了附近关押法国战俘的营地，再由他们设法转给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

珍妮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在1944年到1945年的那个冬天，德国卫兵每天早晨都用软管往珍妮和其他女犯身上冲冷水，然后强迫她们赤身站在外面，直到她们快冻成冰棍时才允许回屋里。珍妮知道，如果她不设法逃离这个集中营，那肯定是没活路了。

后来，柯尼斯堡集中营里的一些女犯人染上了伤寒，很快就要被一辆卡车拉到拉文斯伯吕克的煤气焚烧炉。珍妮和那两个法国朋友预先躲进了车里。两天后，当卡车抵达拉文斯伯吕克的大门，要转向煤气焚烧炉时，停了几分钟。她们便趁警卫向别处看的机会，溜下了车，并设法混进了法国战俘营。当时，她的身体状况已非常糟糕。有一天，瑞士红十字会的官员到达拉文斯伯吕克，点名释放一些人，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这张名单上就是她当年设法送给红十字会的。她就奔到门口去应到，但被警卫拦住了。

珍妮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为了抓住最后生还的机会，她决定吓唬一下关押她的那个纳粹分子。她集中全身力气，大声叫来那个纳粹分子，并对她说：“战争结束后，你肯定是要倒大霉，因为他们知道我曾被关在这里，不会饶过你的。”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会说出这么可怕的话，那个纳粹分子真害怕了。她终于允许珍妮和她的两个朋友跟着红十字会官员去了瑞士。

珍妮抵达瑞士后就晕倒了，她当时的体重不到60斤。

珍妮为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做出的卓越贡献被西方情报界视为人力谍报的杰出代表，她出色有效的情报活动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法英政府和各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